二零一零年，黃子華在他的「棟篤笑」《娛樂圈血肉史（二）》裏，藉着他在《非常公民》一劇中飾演「傀儡皇帝」溥儀的經歷，向觀眾提出了一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哲學命題：人生究竟有否真正的自由？抑或我們其實是另一個溥儀而已，都是身不由己，並無選擇的餘地？
黃子華以戲名「非常公民」為例，指該戲原本定名為「溥儀與他的五個女人」，但後來被劇組否決不用。他以「郵差」來諷刺戲名「非常公民」不及「溥儀與他的五個女人」吸引，藉此慨嘆我們自以為能夠掌握「人生」這齣戲，但實情是我們連人生的「戲名」也掌握不了。
他又用廣東話「囉」一字，來演繹成功者與失敗者對人生成敗的態度。成功人士就像《列子．力命》裏的西門子，認為他們的財富、權勢、名望、人脈、地位，都是靠自己胼手胝足，一手一腳打拼回來；而失敗人士則像幫北宮子出頭、斥責西門子的東郭先生，認為成功人士之所以擁有令人艷羨的財富、權勢、名望、人脈、地位，是因為他們命好，與他們的道德、智慧、堅毅無關。
乍聽起來，東郭之言甚為乖張，有悖常理，但細想一下，亦非全錯。仁人君子，機智聰敏，不屈不撓，是否就會有成功人士的財富、權勢、名望、人脈、地位？《列子．力命》記載的以下一段對話，或者會給我們一點啟示：
力謂命曰：「若之功奚若我哉？」命曰：「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？」力曰：「壽夭、窮達、貴賤、貧富，我力之所能也。」命曰：「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，而壽八百；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，而壽十八。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，而困於陳蔡；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，而居君位。季札無爵於吳，田恆專有齊國。夷齊餓於首陽，季氏富於展禽。若是汝力之所能，柰何壽彼而夭此，窮聖而達逆，賤賢而貴愚，貧善而富惡邪？」力曰：「若如若言，我固無功於物，而物若此邪，此則若之所制邪？」命曰：「既謂之命，柰何有制之者邪？朕直而推之，曲而任之。自壽自夭，自窮自達，自貴自賤，自富自貧，朕豈能識之哉？朕豈能識之哉？」
「意志」對「命數」說，人生是長壽抑或早死，通達抑或困厄，富貴抑或貧賤，皆是它能力所及。換言之，「意志」想長壽、通達、富貴，人生便會長壽、通達、富貴；相反，「意志」不想早死、困厄、貧賤，人生便不會早死、困厄、貧賤。
「命數」當然不認同，它於是列舉歷史人物的遭遇來反駁「意志」的說法。「命數」說，如果「意志」真能夠決定人生的「壽夭、窮達、貴賤、貧富」，則為何彭祖的才智不及堯、舜等聖君明主，而能夠活到八百歲，孔門弟子最聰明的顏淵卻年僅十八而亡？為何道德最高尚的孔聖人被圍困在陳、蔡兩國，而暴虐的紂王卻能以天子身分號令天下？為何吳國公子季札在母國無爵位，而祖先來自陳國的田恆卻能把持齊國的朝政？
很明顯，人生的「壽夭、窮達、貴賤、貧富」，並非單靠「意志」所能控制的。正因如此，歷史才會出現「壽彼而夭此，窮聖而達逆，賤賢而貴愚，貧善而富惡」的不公現象。其實，正如歷史發展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，人生———每個人自己的歷史———又何嘗以當事人的意志為轉移？黃子華失意於電影事業，卻成為香港「棟篤笑」表演的始祖，並大放異彩，至今無人出其右，就是最好的證明。
讀畢《列子．力命》一篇，不難發現作者宣揚的，正是叫人認命的宿命論。〈力命篇〉指出，人生的一切禍福，都是命中註定的，即使明知「意志」能夠轉禍為福，也不應對命定的結果加以干預。〈力命篇〉記載了以下一段故事：
楊朱之友曰季梁。季梁得病，七日大漸。其子環而泣之，請醫。季梁謂楊朱曰：「吾子不肖如此之甚，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？」楊朱歌曰：「天其弗識，人胡能覺？匪祐自天，弗孽由人。我乎汝乎！其弗知乎！醫乎巫乎！其知之乎？」其子弗曉，終謁三醫。一曰矯氏，二曰俞氏，三曰盧氏，診其所疾。矯氏謂季梁曰：「汝寒溫不節，虛實失度，病由飢飽色欲。精慮煩散，非天非鬼。雖漸，可攻也。」季梁曰：「衆醫也。亟屏之！」俞氏曰：「女始則胎氣不足，乳湩有餘。病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漸矣，弗可已也。」季梁曰：「良醫也。且食之！」盧氏曰：「汝疾不由天，亦不由人，亦不由鬼。稟生受形，既有制之者矣，亦有知之者矣。藥石其如汝何？」季梁曰：「神醫也。重貺遣之！」俄而季梁之疾自瘳。
季梁病重不起，他的兒子請了三個醫生———矯氏、俞氏、盧氏———為他診治。矯氏對病情最樂觀，認為季梁得病，是由於他生活飲食調理不當。雖然如此，他的病還是可以服藥治癒。俞氏則認為，季梁的病是先天胎氣不足，加上後天積累而成，無法根治。盧氏最悲觀，他指出季梁在母親肚中成形之時，已注定了有今日的病，任何人為的治療方法都是沒法改變的。
令人錯愕的不是盧氏的見解，而是季梁的反應。平常人聽過矯氏的專業意見，應該會喜上眉梢，並立刻付錢買藥，唯恐病情惡化，治之不及。但季梁不然，季梁最佩服的，反而是認為病情無法醫治的俞氏和盧氏，而最令人驚奇之處，是「俄而季梁之疾自瘳」———季梁的病竟然不藥而癒！
我認為，病屬自然現象，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，我更認同荀子「人定勝天」的說法。事實上，西方科學之所以有長足的發展，就是基於對抗自然的思想。為了尋求治癒之法，人對種種奇難雜症尚且要研究病理，研製藥方，更何況已知病因，已有藥物治療的病？季梁有病不醫，然後諉過於命，我絕不苟同。
不僅如此，我也不贊同宿命論，更不認為人應該認命。荀子的「人定勝天」之所以精闢深刻，是因為自然現象皆有規律，是可以研究、解釋、預測和克服的。機會率則不然，隨機出現的事件，無論是機會抑或危害，都是無法預測的，所以世上才會有無妄之災、意外驚喜之說。職是之故，人的意志能夠征服自然，而不能延伸於機會率。故此，在人與機會率的關係上，我更佩服孔子知命的說法。
其實，知命不等同認命。易中天在《先秦諸子百家爭鳴》一書中解釋過孔子的天命觀，他在〈儒道再評價〉一節中寫道：
孔子的「天命論」不是「宿命論」，這才有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的精神，也就是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，還是要做。為甚麼做？不求如願，但求心安。顯然，在孔子看來，事情有兩種。一種是應該的，一種是可能的。應該做的也有兩種。一種是應該做又可能成功的，一種是應該做卻未必成功的。對於有社會責任感的人來說，只能選擇「應該不應該」，不能考慮「成功不成功」。成功不成功的問題，交給「天」。
誠然，人生在世，該有所作為，不應像楊朱消極沉淪，縱情享樂，虛度一生。但我們也不宜因有作為，而以為事情必然成功。要知道，事之成敗，還取決於眾多自己掌握不了的因素。在機會率面前，我們皆無能為力。所以，當人生順遂，一帆風順，切忌囂張無禮，驕橫跋扈，不可一世，而要謹記自己的成功有「命數」的眷顧，絕非全由「意志」所獲致。相反，若命途多舛，則應若曹操在《龜雖壽》中所言：「志在千里」、「壯心不已」，甚或如毛澤東「自信人生二百年，會當水擊三千里」，惟像溫庭筠在《過五丈原》中慨嘆「中原得鹿不由人」，亦無可厚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