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‧僖公十年》記載了以下一件轟動列國的大事：
「晉殺其大夫里克。」
晉君誅殺里克一事，竟載於魯國史書，足見里克在晉國舉足輕重。問題是，里克既是晉國重臣，是中流砥柱、國之棟樑，國君為何痛下殺手，欲除之而後快？左丘明為《春秋》寫傳時，對此事補充了一項細節：
「（晉侯）將殺里克，公使謂之曰：『微子則不及此。雖然，子弒二君與一大夫。為子君者，不亦難乎？』對曰：『不有廢也，君何以興？欲加之罪，其無辭乎？臣聞命矣！』伏劍而死。」（《左傳‧僖公十年》）
晉惠公遣使對里克說：「無先生擁戴之力，則寡人坐不上晉侯之位。雖然如此，先生連弒奚齊、卓子兩位幼主，又逼死荀息。寡人為先生之君，未免太難吧？」
惠公的弦外之音，里克豈會聽不明白？但令里克悲憤的是，國君竟用「弒二君與一大夫」的理由，來誅除自己。須知奚齊、卓子並非里克所立，而是由晉室另一位重臣荀息所擁戴。里克不剷除奚齊、卓子和荀息，流亡梁國的公子夷吾――即後來的晉惠公――焉能回國即君位？故里克反駁：「不有廢也，君何以興？」現在，惠公不但不知恩圖報，反而以弒君之罪追究里克，難怪里克慨嘆：「欲加之罪，其無辭乎？」然後刎頸自盡，以流血的方式，了斷其叱咤風雲、權傾朝野的一生。
就事論事，惠公的確忘恩負義，但里克也不值得同情。相反，里克落得自殺的下場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要說明里克何以死不足惜，則必須了解其弒奚齊、殺卓子，又逼死荀息、擁立夷吾的動機，而這一切都要由惠公的同父異母之弟――世子申生――的死說起。
據《左傳．莊公二十八年》及《史記．晉世家》的記載，申生與夷吾、重耳――即後來的晉文公――同為晉獻公之子。不同的是，申生之母乃齊桓公之女齊姜，是獻公的嫡妻，而重耳、夷吾之母則皆來自戎族，是獻公的庶室。按周代宗法，申生既是獻公的嫡子，則當立為世子，成為晉國的儲君。
申生身為晉、齊兩大侯國的後裔，其外公齊桓公又是春秋首霸，故其出身可謂比重耳、夷吾都要優越。加上申生為人忠孝，德行貞潔，其「賢公子」之美譽，舉世皆知，故申生儲君之位，可謂眾望所歸。假使獻公辭世，申生繼位，定必成為晉國一代仁君賢主。
可是，天意常不遂人願，世事總不如預期。
晉獻公五年，是申生人生中重要的轉折點。當年，獻公攻打驪戎，獲得一對絕色美女――驪姬及其妹。七年後，驪姬為獻公誕下公子奚齊，其妹則生下公子卓子。當時，申生之母齊姜早已夭亡，而獻公對驪姬姊妹卻寵愛有加。驪姬恃君侯之寵，盼望獻公廢申生，改立奚齊為世子。獻公迷於驪姬的美色，冀望奚齊能子憑母貴，因此也有廢申生之意。奈何申生世子之位早已定立，且世子乃國之儲君，地位重要，不可輕言廢立。再者，申生言芳行潔，並非劣跡斑斑、惡貫滿盈之徒，獻公要廢申生，實在難以服眾。
晉獻公雖為申生之父，然其為人不念骨肉之恩，行事卻更心狠手辣，為達到目的，雖至親，亦可殺。當年，獻公初踐君祚，為鞏固權勢，不惜血洗桓莊之族――獻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、祖父曲沃莊伯的後代，使致晉室公族凋零，埋下日後「三家分晉」的伏線。而今獻公欲廢申生而立奚齊，申生安能據世子之位而不讓？是以獻公調申生守曲沃宗廟，獨留奚齊、卓子於絳都，迫使申生離開晉國的權力中心，藉此削弱其在朝廷的影響力。然而，申生一日不死，奚齊就絕無繼位之望。調守曲沃只是謀殺申生的第一步，獻公還需要一個「堂而皇之」的理由來整死申生。
就在申生調守曲沃四年後，即晉獻公十六年，晉國出兵鯨吞霍、魏、耿三國。此戰中，獻公率上軍，申生領下軍，趙夙執轡駕車，畢萬持戈驂乘。凱旋返國後，獻公下令為申生修築曲沃城，又將耿、魏兩地分別賜予趙夙和畢萬。士蒍從獻公的安排察覺到申生被廢的端倪，於是對申生說：
「大子不得立矣，分之都城，而位以卿。先為之極，又焉得立？不如逃之，無使罪至。為吳大伯，不亦可乎？猶有令名，與其及也。且諺曰：『心苟無瑕，何恤乎無家？』天若祚大子，其無晉乎？」（《左傳．閔公元年》）
士蒍認為，獻公召申生從軍征戰，戰後又為其增建城邑，使其待遇與趙夙、畢萬等卿大夫無異，反映申生在獻公心中，只是大臣而非儲君。儲君人選是奚齊，而申生卻守着世子之位，禍患早晚會降臨在申生身上。士蒍勸申生學吳國先祖泰伯，主動放棄權位，及早流亡外國。若等到獻公「動手」才走，便為時已晚。士蒍又表示，若上天眷顧申生，申生即使流落他邦，最終也能回國繼位。
士蒍是獻公的心腹，深得獻公信任。當年屠殺桓莊之族的計劃，其幕後策劃人就是士蒍。士蒍洞悉獻公的心思，本來可以保持緘默，不對申生透露半點風聲，但士蒍還是出於好心，向申生指出其處境之危險，反映士蒍不忍看到無辜的申生，被捲入殘酷的權力鬥爭之中，而枉送性命。
對於士蒍的好意，申生說：
「子輿之為我謀，忠矣。然吾聞之，為人子者，患不從，不患無名；為人臣者，患不勤，不患無祿。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，又何求焉？焉能及吳太伯乎？」（《國語‧晉語》）
申生表示，做人子也好，為人臣也好，當服從君父之命，勤勉不懈，而不該只顧及自己的名聲和爵祿。申生自覺才能駑鈍，卻得到父親重用，統領軍隊，職掌征伐，心懷感激，故無意仿效吳國泰伯而一走了之。
申生真是忠厚老實之人，以為獻公授其軍權，是出於賞識和信任，而不知此乃父親暗算自己的毒計。《老子》曰：「兵者，不祥之器」，《孫子》亦云戰爭乃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」。沙場上兵凶戰危，兩軍廝殺，刀光劍影，誰敢保證必能全身而還？雖說申生為下軍統帥，不須親身上陣殺敵，然行軍作戰，籌謀不周，稍有差池，便會落得覆軍殺將的下場。當年，周昭王貴為天子，親率六軍南征江漢，結果溺斃於江中，就是前車之鑑。若非歷朝歷代馬革裹屍的將帥比比皆是，唐人王翰恐怕不會慨嘆「古來征戰幾人回」。獻公差遣申生隨自己冒險出征霍、魏、耿三國，而使奚齊、卓子陪驪姬姊妹安然留守絳都，其用心「路人皆知」。
霍、魏、耿之役後僅一年，晉獻公再派申生率軍討伐東山皋落氏，又命狐突、先友、罕夷、梁餘子養、先丹木及羊舌大夫隨世子出征。然而，就在大軍出發前，獻公做了一件令諸將十分疑惑的事。《左傳．閔公二年》記載：
「大子帥師，公衣之偏衣，佩之金玦。」
偏衣是左右兩色合成的衣服，而金玦則指有缺口的銅環。獻公在申生臨行前，替其穿上偏衣，佩上金玦，狐突等人莫不感到奇怪，並就此事與申生開會討論：
先友曰：「衣身之偏，握兵之要，在此行也，子其勉之。偏躬無慝，兵要遠災，親以無災，又何患焉？」狐突歎曰：「時，事之徵也；衣，身之章也；佩，衷之旗也。故敬其事則命以始，服其身則衣之純，用其衷則佩之度。今命以時卒，閟其事也；衣之尨服，遠其躬也；佩以金玦，棄其衷也。服以遠之，時以閟之，尨涼冬殺，金寒玦離，胡可恃也！雖欲勉之，狄可盡乎？」梁餘子養曰：「帥師者，受命於廟，受脤於社，有常服矣。不獲而尨，命可知也。死而不孝，不如逃之。」罕夷曰：「尨奇無常，金玦不復，雖復何為，君有心矣。」先丹木曰：「是服也，狂夫阻之，曰：『盡敵而反』，敵可盡乎？雖盡敵，猶有內讒，不如違之。」（《左傳．閔公二年》）
梁餘子養說，凡率兵出征，必先經過受命、祭祀等儀式，並須穿上軍隊所用的韋弁服。今國君不賞常服而賜偏衣予世子，故意違反常理，其用意昭然若揭。梁餘子養勸申生速速離開晉國，以免落得「死而不孝」的惡名。罕夷贊同梁餘子養，認為偏衣有違正常做法，而金玦更透露國君與世子訣別的心思，反映獻公不欲申生得勝而歸。
諸將之中，先友最「樂觀」，說偏衣雖為雜色之服，但畢竟是國君君服之半。獻公賜偏衣予世子，並無惡意，且申生手握重兵，應把握戰機，奮勇殺敵，立下軍功，災禍自然遠離。
狐突感嘆先友不解君心，說如果國君重視此戰，則不會選擇在冬季發佈軍令，更不會以偏衣和金玦為賞賜。狐氏解釋，冬天象徵肅殺，偏衣代表疏遠，金玦意味離別，皆非吉兆。況且國君下達的作戰指令，是殺盡皋落氏人。無論世子如何指揮有度，將士如何浴血奮戰，都將難以完成。先丹木對此大有同感，說偏衣是連負責驅疫的軍夫都不會穿的服飾，更何況世子？又認為敵人根本不可能殺盡，即使殺得盡，完成了君命，驪姬仍會詆毀中傷申生。
很明顯，獻公為申生設下艱鉅的軍事任務，卻選擇在不合適的時節出兵，又賜偏衣、金玦兩樣不祥之物予申生，其用心就是不想戰事順利進行。獻公最想看到的，是申生為皋落氏之兵所殺。如此，則獻公不需親手處死申生，以免落得千古罵名，遺臭萬年，而奚齊卻能名正言順繼承申生世子之位。若申生指揮不當，用兵失利，為皋落氏所敗，則獻公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治申生敗軍之罪，輕則可廢其世子之位，重則可將其明正典刑，以絕後患。獻公最不想看到的，便是申生打敗皋落氏，凱旋而歸。若此，則申生聲望益隆，既有忠孝之行，又有征伐之功，加上其優越的出身，獻公要撼動其世子之位，必定更難。
《國語．晉語》記載，皋落氏之役以晉軍大勝告終，申生殲敵於稷桑後，班師回朝。戰後五年內，獻公或忌憚於申生的威望及才幹，再無派遣世子出征之舉。驪姬催逼獻公儘快剷除申生，獻公束手無策，嘆曰：「吾不忘也，抑未有以致罪焉。」
申生在霍、魏、耿之役或未意識到君父害己之心，因而對士蒍的提醒不以為然。然而，經過皋落氏一戰，其部將狐突、罕夷、梁餘子養和先丹木已指出國君有易儲之意，梁餘子養更直言申生應儘早逃亡。彼時，申生再忠厚老實，也不可能對獻公的真正用意懵然不知。其實，早在獻公指派申生討伐皋落氏之時，里克已察覺到問題，於是對獻公進言：
「君行則守，有守則從，從曰撫軍，守曰監國，古之制也。夫帥師，專行謀，誓軍旅，君與國政之所圖也，非大子之事也。師在制命而已，稟命則不威，專命則不孝，故君之嗣適，不可以帥師。」（《左傳．閔公二年》）
里克援引古制，說國君出征，世子便該留守國內。若另有監國人選，世子參軍隨行，其職責也僅「撫軍」而已。里克指出，軍隊統帥須制定作戰計劃，發佈軍令。令行禁止，方能樹威於軍中。若統帥之位由世子充任，世子遇事而請示國君，則失威於將士；若不請示而專擅命令，則不孝於君父。故里克認為，領軍之責在於國君而非世子，獻公不應派申生出戰皋落氏。誰知獻公竟如此回應：
公曰：「寡人有子，未知其誰立焉。」（《左傳．閔公二年》）
獻公對里克不玩花言巧語，說出一堆「政治正確」的託辭，如「試煉世子才幹」等等，來掩飾其任命申生為帥的真實意圖。相反，獻公坦言其子嗣眾多，世子之位是否由申生繼續擔任，未有最終決定。《國語．晉語》更記載獻公面色不悅，警告里克身為外姓朝臣，不可干預儲君廢立之事。里克看穿國君的眉頭眼額，自此不敢忤逆獻公的心意。里克退堂，遇見申生，申生問：「吾其廢乎？」里克答曰：
「告之以臨民，教之以軍旅，不共是懼，何故廢乎？且子懼不孝，無懼弗得立，修己而不責人，則免於難。」（《左傳．閔公二年》）
里克表示，獻公派申生治理曲沃，又命其為帥，處理戰事，申生若恭謹慎行，有何被廢之虞？里克又對申生說，為人子當孝順君父，而不應只顧慮到自己世子之位，只要做好自己而不怪責別人，就能免除災難。
好一句「修己而不責人」！申生責怪過獻公、驪姬和奚齊嗎？申生非但不曾流露過片言隻語的怨恨，更是一直做好自己的本分。身為世子，申生虛懷若谷，從不自視甚高，更不像一般紈絝子弟，終日沉迷酒色，否則其賢名從何而來？明知戰場凶險，但君父有命，申生還是盡忠職守，參加霍、魏、耿之役；縱使國君出征、世子監國是理所當然之事，但君父有命，申生還是克盡己職，統率晉軍打贏皋落氏。申生品性純良，德行高潔，軍功卓著，卻在里克口中，是個不忠不孝、只顧私利的不肖子，豈不可悲？
再說，獻公親口對里克講，「寡人有子，未知其誰立焉」。當申生問里克「吾其廢乎」，里克為何還對申生說「何故廢乎」？里克何不直言申生即將被廢的事實？連士蒍都道明「大子不得立矣」，「不如逃之，無使罪至」，里克還是告誡申生「修己而不責人，則免於難」。以里克擅於察言觀色的聰明才智，難道里克真心認為申生只要做好本分，禍患就不會找上門來？諷刺的是，最後迫使申生走上自殺末路的幫兇，正正是里克。《國語．晉語》記載：
（優施）曰：「……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，謀既成矣。」里克曰：「吾秉君以殺太子，吾不忍。通復故交，吾不敢。中立其免乎？」優施曰：「免。」旦而里克見丕鄭，曰：「夫史蘇之言將及矣！優施告我，君謀成矣，將立奚齊。」丕鄭曰：「子謂何？」曰：「吾對以中立。」丕鄭曰：「惜也！不如曰不信以疏之，亦固太子以攜之，多為之故，以變其志，志少疏，乃可也。今子曰中立，況固其謀也，彼有成矣，難以得間。」
優施是晉獻公的伶人，屬驪姬之黨。驪姬準備設局陷害申生，但礙於申生與里克的交情，加上里克乃朝中重臣，影響力大，故先派優施試探里克的立場。優施透露，國君已默許驪姬藉故殺死申生。里克一聽，得悉誅除申生是獻公的本意，於是不敢挺申生以抗君命，但里克也知道申生是個好人，故此也不想順君意以殺申生。左右為難之下，里克決定保持中立，置身事外，既不保護申生，也不協助驪姬。
翌日清早，里克與同僚丕鄭討論此事，丕鄭大感可惜，認為里克應該做的，是對獻公殺申生的主意，假裝不信，然後在朝中多為申生樹立黨羽，以鞏固其地位。如此，則驪姬欲加害申生之時，會顧慮到朝臣的取態和申生的靠山而不敢輕舉妄動，申生或可安然無恙。而今里克保持中立，只會為驪姬執行毒計大開方便之門，也使申生頓失眾卿的幫助，處於孤立無援的絕境。
對於丕鄭的分析，里克並非蒙童稚子，豈會不明白？但里克更明白的是，其權勢地位乃獻公所賦予。再者，桓莊之族是獻公的遠親，世子申生是獻公的親兒，獻公尚且加以殘殺迫害，外姓朝臣倘若忤逆獻公會有何下場，可想而知。人總為自己着想，明哲保身的里克根本不會為拯救申生，冒着丟官喪命的危險而得罪獻公。所以，縱使聽畢丕鄭之言，里克依然維持中立。《國語．晉語》更記載，里克「稱疾不朝」以示中立，三十日後，置申生於死地的「毒胙案」便發生了。
「毒胙案」是驪姬一手策劃、用以整死申生的一樁冤案。綜合《左傳．僖公四年》、《史記．晉世家》及《國語．晉語》的描述，晉獻公二十一年，驪姬藉口獻公夢見申生之母齊姜，命申生於曲沃拜祭其母。按禮法，申生祭祀完畢，須獻胙――即祭祀用的肉――予獻公。當時獻公田獵未回，驪姬便乘機在胙肉上下毒，並置鴆於酒中。六日後，獻公回朝，欲享用酒肉，驪姬故意叫獻公先驗酒肉，以策安全。結果，獻公奠酒於地，地隆起；命家犬和侍從吃肉，二者中毒而死。獻公震怒，下令處死申生的師傅杜原款。申生聞訊，既不自辯以鳴冤，又不逃亡以全生，而是以自縊的方式，結束其可憐又悲哀的一生。
綜觀申生的一生，其處境與後世的楚世子商臣、漢太子劉盈可謂十分相似。三人皆是嫡子，卻都因為君父偏愛庶子，而有被罷黜之虞。相異的是，商臣既有忠心耿耿的師傅潘崇為其出謀獻策，也有弒君篡位的狼子野心，故終能即楚王位；劉盈雖生性仁弱，惟其母呂雉是漢高祖的皇后，加上朝臣周昌敢於為易儲之事而頂撞高祖，故也能踐漢帝祚。而申生呢？齊姜早死，申生自幼失怙；師傅杜原款勢孤力弱，難以力挽狂瀾；而在驪姬準備「動手」的關鍵時刻，里克為自保而見死不救。申生既失母后庇護，又缺朝臣力挺，既無商臣殺父奪位之陰謀，也無泰伯遠走他鄉之決心，則申生要走的豈非死路一條？
申生誠非貪生怕死、愛惜羽毛之人。當年，士蒍為保存申生性命着想、梁餘子養為維護世子清譽考慮，已先後勸諫申生儘早離開晉國，惟申生仍選擇留在父母之邦。到「毒胙案」發生，驪姬栽贓嫁禍，申生被誣蔑成弒君殺父的逆子，彼時申生何解放棄與驪姬當廷對質的機會，反而甘願蒙上不白之冤而枉送性命？《史記．晉世家》提供了答案：
或謂太子曰：「為此藥者乃驪姬也，太子何不自辭明之？」太子曰：「吾君老矣，非驪姬，寢不安，食不甘。即辭之，君且怒之。不可。」或謂太子曰：「可奔他國。」太子曰：「被此惡名以出，人誰內我？我自殺耳。」
申生見君父年紀老邁，生活上時刻離不開驪姬的陪伴，感到若與驪姬當廷對質，揭露驪姬包藏禍心的真面目，難免會惹怒獻公。申生寧願含冤受屈，也不想君父因此事而傷心難過。但申生也想到，自己承擔了毒害獻公的罪名，天下又有何人會收留一個弒君殺父之人？既然流亡之路已堵，弒君之罪難逃，何不一死以謝天下呢？
申生真是忠孝至極，竟為父親着想，情願獻出一己性命，到死也不曾責怪獻公和驪姬。里克當年告誡申生「修己而不責人，則免於難」，豈不可笑？
申生亡故後，公子重耳、夷吾在驪姬的迫害下，相繼離開晉國，分別流亡至翟、梁兩地。夷吾奔梁後三年，晉獻公以荀息為人忠貞不貳，遂拜其為顧命大臣，將奚齊交託予荀氏後不久，便撒手人寰。里克趁奚齊初立，勢力未穩，遂於獻公的喪次上，殺死奚齊。奚齊死後，卓子繼位，但旋即又為里克所殺。荀息連喪奚齊、卓子兩位幼主，深感辜負獻公重託，愧對先君，故亦自殺而死。
里克連弒奚齊、卓子之舉，表面上出於公心，為晉室清除驪姬奸黨，實質上也有其一己之私的考量。因為，無論奚齊抑或卓子，其所倚重之人，都必將是荀息而非里克。荀卿憑着新君的重用，其權勢地位將必壓在里克之上。里克雖貴為前朝元老，亦將無可避免要仰其鼻息。
如今奚齊、卓子、荀息皆死，里克大權在握，頓時成為晉國政壇的「造王者」。鑒於晉國君位出缺，里克需要在獻公諸子中，擁立一人為君。除已故的恭世子申生外，獻公有子七人，可立為君的就只有重耳和夷吾兩人。里克原想立重耳為君，但遭到重耳拒絕。於是，里克將目光投向公子夷吾。夷吾為儘早回國即位，遂不假思索，輕率答應里克，即位後以汾陽之田百萬畝為賞賜。
對里克而言，最理想的局面，莫過於公子夷吾回國即位後，立刻兌現承諾，並且尊自己為「父」，一如呂尚之於周武王，管仲之於齊桓公。如此，則里克身處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其權勢地位之尊無人能及。可是，《老子》云：「輕諾必寡信」，果然夷吾即位後，便立即食言，不但不將汾陽之田賜予里克，更將里克掌握的軍政大權奪走，由呂省、郤芮等親信分掌要職，建立屬於自己的「領導班子」，把前朝元老里克排擠出晉國的權力核心。
晉惠公夷吾對里克非但無感恩戴德之心，更是恩將仇報，親手將里克送入鬼門關。《左傳‧僖公十年》記載：
「夏四月，周公忌父、王子黨會齊隰朋，立晉侯，晉侯殺里克以說。」
周襄王派周公忌父及王子黨，會同齊國「外相」隰朋，出訪晉國，承認晉惠公為合法的晉國君主。晉惠公為討好周天子，顯示自己維護「君君臣臣」的政治秩序，決定追究以下犯上的里克，問其「弒二君與一大夫」之罪，並將其正法。本文開首所述里克之死，即源於此事。
常言道：「人算不如天算」。里克大概做夢也不曾想到，自己一手擁立的國君，竟然會狠心誅除自己。假使里克當年依從丕鄭之言，力保申生，也許里克不會落得如此下場。可惜，權迷心竅的里克機關算盡，為免得罪獻公，竟對驪姬之謀坐視不理，變相出賣申生，使驪姬「欲加申生之罪，何患無毒胙之辭」。如今晉惠公為取悅周天子而清算里克犯上作亂之罪，申生都未曾說過的「欲加之罪，其無辭乎」，里克有何資格去講？其實，里克應該感嘆的，不是「欲加之罪，其無辭乎」，而是「天理循環，報應不爽」！
讀史至此，有感里克之亡實屬自掘墳墓，不值後人可憐。相反，申生孝順君父，忠心為國，戰功彪炳，卻因為驪姬的迫害而不得善終；夷吾言而無信，出爾反爾，了無戰功，卻憑藉里克的擁戴而南面稱孤。對比申生、夷吾兩人的德行和命運，不免令人唏噓嘆息，原來世道不公，自古皆然。《尚書》雖曰：「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」，但現實偏偏是「天道不仁，以忠臣孝子為芻狗」。人生的際遇和結局，從不與品行才能相稱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（此文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六日首刊於《輔仁文誌》）